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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对焦勖和汤若望说了该说的欢迎、鼓励、许诺好处等话后，夏华迫不及待地步入火药工场，看起了李建业说的优质火药。

    有了高纯度的硝、高纯度的硫磺和上好的柳灰木炭，把它们混在一起就是火药了？非也。这三者是讲究比例的，这个步骤也是一门科学。不同的火器、不同的作战环境使用的火药的配方比例是不一样的。

    李建业讲解道：“火药虽是我中华发明的，但东洋人和西洋人都在用，不管是大明还是海外各国，火药的配方比例可谓五花八门，我们搜集了上百种配方进行严谨的对比、分析和实验，综合而言，戚公在《纪效新书》里记载的是最好的，但仍可改进。

    我们发现，我中华的火药配方比例有个趋势，就是含硝量偏高且越来越高甚至达到八成以上，这大概是受到‘硝性主直，硫性主横’这一传统火药理论的影响，认为火药里含硝量越高，就能推动弹丸打得越远。

    但我们经过反复研究，发现这一理论是片面的，火药含硝量偏高不但会导致含炭量下降，不利于火药充分燃烧，而且硝石很容易受潮，我国南方沿海地区湿度大，含硝量偏高的火药很容易吸湿变质，影响火药效用。倭国火药含硝量较低，西域之西的鲁密国火药含硝量较高，

    这是因为倭国是个四面环海的狭小岛国，气候潮湿，鲁密国正好相反，气候干燥，这就造成两国火药含硝量一低一高。因此，我大明所用火药的含硝量要因地制宜，南方要偏低点，北方要偏高点。”鲁密国即奥斯曼帝国，明朝中国人称奥斯曼为鲁密。

    夏华十分赞许：“你们这种实事求是、推陈出新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，我们要尊重前人，但不能迷信前人，前人也会犯错，我们后人想要进步，就是要站在前人的基础上，一味迷信前人只是抱残守缺、不思进取。”

    李建业等人的这个科研结论是非常重要的，历史上直到清朝，中国本土的火药工艺还在犯这个错，含硝量越来越高，很多高层逐步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比如晚清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，他就指出由于广东沿海地区空气湿度大、盐分多，火药很易受潮，加上火药密封不好，导致火药不能久贮，必须随用随造，这必然严重影响到实战。

    “潮湿地区使用的火药要含硝量低一点，干燥地区使用的火药可含硝量高一点，这一点是火药配方比例的因地而异，另外，火药配方比例还要因器不同而异。”王业成在旁补充道。

    夏华点点头。

    运入兵工厂的硝土、硫磺、柳木在不同工区里被提纯、炼制、烧炭后，接着会被送到“合药区”。合药是一道很耗费人力的工序，所以使用水力驱动，效率得以大大提升，庄园横跨河两岸，附近还有主流大河，合药区都在河边，外面都耸立着一架架水车，通过齿轮、绞盘、滑轮、转轴等机械零件转动工区里的合药设备。

    合药后的下一道工序是“成粒”，就是把粉末状的火药颗粒化。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了火药颗粒化的必要性，这一点在《武编》和《纪效新书》都有记载，大炮用大粒火药，中型火炮用中粒火药，火枪用细颗粒的火药，再细的用作火门火药。跟粉末状火药相比，颗粒状火药燃烧更迅速，稳定性和均匀性好，能增大火器威力，同时也能提升运输和保存的安全性。

    最后一道工序是把潮湿的火药晾干或烘干，晴天里靠太阳，阴天里靠专门的火药烘干室，控制湿度和温度，温热地烘干火药，这与十八至十九世纪英国火药制造工艺十分接近，原理并不复杂，李建业、王业成等人很容易就想到了。

    资金充足、人才济济、技术先进、设备齐全、用料上等、工艺完善而严格，这让夏华的兵工厂生产出的火药在质量上非常过硬。怎么检验火药的质量呢？可以捏一小撮放在人手心点燃，人感觉不到灼烧感就是好火药，或捏一小撮放在纸上点燃，纸没有被引燃就是好火药。

    这两个检验方法都出自戚公的《纪效新书》。优质的火药燃烧时烟雾是白色的，燃烧后残留物很少，便于火器的再次使用，劣质的火药燃烧时黑烟滚滚，会留下很多残渣需要清理，容易堵塞火器内部，不便于火器的再次使用。

    通过以上这些工序，优质的火药就制成了，成为军队战斗力的根本保证。

    “好啊，有了优质的火药，我们就可以正式制造火器了！”夏华心怀大开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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